—-从精算表到存在之思

摘要

本文试图超越传统保险理论中对“风险”的技术化理解，提出一个更具哲学深度的命题：风险的存在是客观的，但“成为风险”是一个主客交织的社会建构过程。 换言之，自然灾害、事故、疾病等潜在威胁虽独立于人类意识而存在，但唯有当它们被人类认知、命名、评估、赋值并纳入制度安排时，才真正“成为”可管理、可交易、可投保的“风险”。这一过程不仅涉及科学判断，更深层地嵌入了文化价值、伦理选择与社会权力结构。本文通过哲学、社会学、历史与保险实践的交叉视角，追溯从古希腊命运观到现代精算体系的演变，揭示风险如何从“神谕的沉默”走向“概率的喧嚣”，又如何在当代陷入“可计算性”的幻觉。文章援引贝克、卢曼、海德格尔、康德等思想资源，结合中国“天命”观念、犹太-基督教“约”的伦理、启蒙运动的理性建构，以及现代气候危机的现实困境，论证风险的社会建构性并非否定其客观基础，而是提醒我们：每一次对“风险”的定义，都是一次对“何为值得保护之生活”的回答。 最终，本文呼吁一种更具反思性的风险文化——在精算表之外，重建人与不确定性之间的伦理关系。

关键词：风险；社会建构；保险；哲学；不确定性；精算；贝克；海德格尔

引言：一场暴雨之后的两种“风险”

2023年夏，北京遭遇百年一遇的暴雨。永定河泛滥，地铁站成湖，数人遇难，数十万人被困。新闻镜头前，气象专家指着雷达图说：“这是极端气候事件，风险早已预警。”保险公司则迅速发布通告：“此次属‘不可抗力’，只保财产基本险不予赔付。”与此同时，一位老农站在被淹的玉米地前，喃喃道：“老天爷发怒了，这是报应。”

同一场雨，三种“风险”叙事：

科学说：这是气候系统失衡的结果，风险可建模；

保险说：这是财产基本险条款中的“除外责任”，风险未承保；

民间说：这是天意示警，风险即惩罚。

这并非仅仅是认知差异，而是揭示了一个根本问题：我们所说的“风险”，究竟是自然本身，还是我们对自然的回应？

长期以来，保险业将“风险”视为可测量、可定价、可转移的客观对象。精算师用概率分布拟合历史数据，再以大数法则为基础设计产品。这种范式高效而实用，却也悄然遮蔽了一个更深层的事实：风险从来不只是“发生什么”，更是“我们认为它意味着什么”。

本文不否认地震、瘟疫、战争等威胁的客观存在，但主张：“风险”作为一个进入社会运作的概念，必须经过人类意识的过滤、价值的赋义与制度的塑造。 它是客观基底与主观建构的共生体，是自然之力与文明回应的交汇点。我们将从哲学、历史与制度三个维度展开这一命题，并最终追问：当人类越来越依赖技术手段“管理风险”时，我们是否正在丧失面对不确定性的勇气与智慧？

一、风险的双重性：从“威胁”到“风险”的跃迁

1.1 客观基底：风雨雷电不因人而止

毋庸置疑，某些破坏性事件的发生机制独立于人类意志。板块运动不会因人类祈祷而停止，病毒变异不会因我们否认而消失。这些物理过程构成了风险的“物质前提”。若无此前提，一切关于风险的讨论皆成空中楼阁。

古希腊人称此类不可控之力为“命运”（Moira）或“偶然”（Tyche）。赫拉克利特说：“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。”这不仅是对变化的洞察，更是对人类掌控力有限的承认。在中国，老子言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”，亦道出自然的冷漠与无情。这些古老智慧早已意识到：世界本身充满不确定性。

现代科学进一步揭示了这种客观性。气象学告诉我们，台风的形成源于热带洋面的热力不平衡；流行病学指出，病毒传播依赖于宿主密度与移动模式；工程学则计算出桥梁在特定风速下的共振频率。这些知识使我们得以预测、防范、减轻损失——它们构成了“风险识别”的科学基础。

然而，问题在于：科学所描述的，是“潜在威胁”，而非“风险”本身。

1.2 建构之维：当“威胁”被命名，才成为“风险”

“风险”（risk）一词源于意大利语“risicare”，意为“敢于”或“冒犯”。它最初带有主动意味——是航海者对未知海域的挑战。直到17世纪，随着海上贸易发展，“risk”才逐渐演变为“可能损失的预期值”。这一语义转变，标志着人类从“被动承受”转向“主动管理”的文明跃迁。

但关键在于：并非所有威胁都会被“风险化”。 例如：

同样是地震，发生在无人区的被视为“自然现象”，发生在东京的则立即成为“重大风险事件”；

同样是空气污染，农民习以为常，城市居民却要求政府“降低健康风险”；

同样是AI失控，技术乐观主义者视其为“远期挑战”，而哲学家如尼克·博斯特罗姆则称其为“存在性风险”。

这说明：“成为风险”需要三个条件：

可感知性（Perceivability）：事件必须进入人类认知视野；

可归因性（Attributability）：必须能将其与某种后果联系起来；

可干预性（Manageability）：必须存在某种应对机制（如保险、预警、法规）。

这三个条件，无一不依赖社会建构。

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·贝克在《风险社会》中指出：“风险不再仅仅是外部威胁，而是现代社会自我生产的反思性产物。”他以核能为例：放射性本身是物理事实，但“核风险”的概念却是在冷战背景下，经由媒体、环保运动、政策辩论逐步建构起来的。切尔诺贝利之后，“核风险”才真正进入全球公众意识。

同样，新冠疫情初期，许多国家视其为“局部疫情”，直到死亡人数上升、经济停摆、国际旅行受限，它才被普遍承认为“全球健康风险”。这一过程不是单纯的科学发现，而是社会共识的形成。

1.3 风险的“制度化”：从恐惧到保费

当一种威胁被广泛承认为“风险”后，下一步便是“制度化”——将其纳入可管理的框架。保险，正是这一过程的核心机制。

保险的本质，是将“不确定性”转化为“确定性成本”。投保人支付保费，换取“若灾难发生，则获得赔偿”的承诺。这一机制看似纯粹经济行为，实则蕴含深刻的哲学意义：它用契约取代了祈祷，用概率取代了宿命。

但谁来决定“保什么”？“怎么定价”？“谁该赔付”？这些问题的答案，从来不只是精算模型的输出，而是社会价值的体现。

例如：

为什么人寿保险通常不涵盖自杀？——因为这挑战了“生命值得保护”的伦理前提；

为什么战争险需额外加费？——因为国家间的暴力被视为“不可控的系统性风险”；

为什么气候变化导致的洪水在某些地区不再承保？——因为精算模型已无法提供可持续的费率。

这些决策背后，是文化、政治与道德的复杂博弈。

二、历史的回响：从“天命”到“概率”的三重范式转移

要理解风险的社会建构性，必须回溯其历史演化。人类对不确定性的回应，经历了三次重大范式转移：从神意解释，到道德归责，再到技术管理。每一次转移，都重塑了“风险”的内涵。

2.1 第一范式：天命与神谕（前现代）

在农业文明时代，人类面对自然灾害时，普遍采用“神意解释”框架。风雨雷电被视为神灵的情绪表达，灾祸是“天罚”，祥瑞是“天佑”。

《尚书·汤诰》载：“天道福善祸淫。”商汤伐桀，自称“有夏多罪，天命殛之”。这里，“天”不仅是自然力量的象征，更是道德裁判者。灾害不是随机事件，而是对失德的惩罚。

在古希腊，德尔斐神庙的女祭司传达阿波罗的预言，人们通过献祭、占卜来“窥探命运”。苏格拉底临死前仍说：“我服从神的旨意。”这种世界观下，风险不可管理，只能顺从或祈求。

在这种范式中，“风险”尚未成为一个独立概念，它被包裹在宗教与伦理的整体叙事中。人与不确定性之间，是一种敬畏与服从的关系。

2.2 第二范式：道德与责任（启蒙前夕）

随着城市化与商业发展，尤其是海上贸易的兴起，人类开始尝试用非宗教的方式解释风险。

14世纪意大利城邦出现最早的海上保险合同。商人集资分摊船货损失，形成“共同海损”制度。此时，“风险”开始脱离“神意”，转向“人为可干预”的领域。

但这一时期的道德色彩依然浓厚。新教伦理强调“勤奋、节俭、自律”，认为财富是上帝恩典的标志。马克斯·韦伯在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中指出：资本主义的兴起，部分源于一种信念——成功是德性的证明，失败是懈怠的惩罚。

在这种逻辑下，火灾、破产、疾病，都可能被视为“个人失职”的结果。穷人不是“不幸”，而是“不配”。保险虽已存在，却被视为对“谨慎者”的奖励，而非对“弱者”的救济。

这一范式中，“风险”开始被道德化。“谁该承担风险”成为核心问题。 它预示了现代保险中的“可保利益”与“最大诚信”原则。

2.3 第三范式：概率与精算（启蒙以降）

17世纪，数学革命为风险理解带来根本转变。帕斯卡与费马在1654年通信中创立概率论，解决了“赌局中断时如何公平分配奖金”的问题。这一看似游戏的问题，实则开启了一个新时代：不确定性可以被量化。

此后，约翰·格朗特（John Graunt）用伦敦死亡数据编制生命表，埃德蒙·哈雷（Edmond Halley）据此计算年金价格。1762年，英国公平人寿保险公司成立，首次以科学精算为基础定价人寿保险。

从此，“风险”正式成为可计算的对象。 康德在《纯粹理性批判》中说：“人类理性为自然立法。”在风险领域，这句格言体现为：人类用概率为不确定性立法。

这一范式带来了巨大进步：保险从少数富人的奢侈品，变为大众化的风险管理工具；公共卫生、交通安全、建筑规范，皆建立在风险评估基础上。

但问题也随之而来：当我们把一切交给概率，是否也在逃避更深层的伦理追问？

三、哲学的审视：风险背后的三大张力

风险的社会建构性，体现在三组深刻的哲学张力中。它们既是思想的挑战，也是现实的困境。

3.1 认识论张力：我们真的“知道”风险吗？

精算模型依赖历史数据预测未来。但大卫·休谟早已警告：归纳推理无法保证必然性。 昨天太阳升起，不代表明天一定升起；过去百年未发生大地震，不代表未来不会。

奈特（Frank H. Knight）在《风险、不确定性与利润》中区分“风险”与“不确定性”：

风险：结果未知，但概率可知（如掷骰子）；

不确定性：连概率都不可知（如AI奇点）。

现代保险主要处理“风险”，而对“不确定性”束手无策。2008年金融危机、新冠疫情、气候 tipping points，皆属后者。当黑天鹅成为常态，精算模型便面临 legitimacy 危机。

海德格尔在《存在与时间》中说：“此在（Dasein）本质上是向死而生的。”人类对未来的焦虑，源于对“终结”的意识。保险试图用“保障”缓解这种焦虑，但真正的不确定性无法被保险消除，只能被暂时遮蔽。

3.2 价值张力：什么值得被保护？

保险赔付的前提是“可保利益”——投保人必须对保险标的具有法律认可的利益。但这一原则背后，是价值排序的难题。

为什么一幅名画可投保上亿，而一位清洁工的生命保险上限仅百万？

为什么气候变化对小岛国的威胁被视为“远期风险”，而股市波动却被视为“即时危机”？

这不仅是经济问题，更是文明的优先级问题。列维纳斯（Emmanuel Levinas）说：“他者的脸呼唤我的责任。”但在保险逻辑中，责任常被简化为“合同义务”。当“他者”无法支付保费，他们的风险便被排除在系统之外。

罗尔斯在《正义论》中提出“无知之幕”思想实验：若人们不知自己将在社会中处于何种位置，他们会如何设计制度？很可能，他们会支持一种普惠性保险体系，以保障最弱势者的生存底线。

但现实中的保险市场，往往强化而非缓解不平等。高风险群体（如慢性病患者、低收入者）被拒保或高费，形成“风险排斥”。

3.3 存在论张力：保险是否让我们更自由，还是更脆弱？

保险承诺“安心”——“你只需付保费，其余交给我们”。这看似解放了人，使其免于恐惧。但福柯会问：这是一种怎样的“治理术”？

当一切风险都可外包，人是否丧失了应对逆境的能力？尼采说：“那些杀不死我的，使我更强大。”但现代人越来越不愿承受任何“杀不死”的考验。

更深层地，保险可能制造一种“虚假的安全感”。我们以为买了重疾险就健康无忧，买了寿险就尽到家庭责任，买了车险就可 reckless 驾驶。保险成为现代版的“赎罪券”——用金钱购买心理赦免。

加缪在《鼠疫》中写道：“在灾难中，最可怕的不是死亡，而是习惯。”当风险被日常化、技术化、商品化，我们是否也在习惯于一种无根的生存？

四、中国的语境：从“天命”到“社保”的特殊路径

中国对风险的理解，既有普遍性，也有独特性。

传统儒家强调“尽人事，听天命”。孔子曰：“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。”这里的“命”不是宿命，而是对局限的清醒认知。中国人不轻易挑战自然，但重视“防患于未然”。《周易》有“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”，《礼记》载“月令”制度，按节气安排防灾措施。

近代以来，中国经历了从“家族自治”到“国家包办”的风险管理模式。传统宗族承担互助功能，如义庄、族田、寿材会。1949年后，国家建立“单位制”保障体系，风险由集体承担。改革开放后，商业保险兴起，但社会保险（养老、医疗、失业）仍是主体。

这一路径反映了一种文化偏好：风险应由共同体而非个体独自面对。 这与西方个人主义传统形成对比。

但挑战也在显现：老龄化加剧社保压力，灵活就业者缺乏保障，气候风险威胁粮食安全。如何在“效率”与“公平”、“市场”与“道义”之间平衡，是中国版风险治理的核心难题。

五、气候危机：系统性风险对建构论的终极考验

气候变化是风险社会建构论的试金石。

二氧化碳排放是客观事实，全球变暖是科学共识。但“气候风险”的概念，直到20世纪末才被广泛接受。IPCC报告、巴黎协定、碳交易市场，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。

然而，这一建构面临三重断裂：

时间断裂：风险后果在几十年后显现，当代人缺乏紧迫感；

空间断裂：排放者（发达国家）与受害者（小岛国）错位；

责任断裂：企业、国家、个人互相推诿。

更深刻的是：气候风险无法被传统保险机制消化。 再保险市场已开始退出高风险地区，保险公司警告“不可保的未来”。

这迫使我们重新思考：当风险超越个体契约，成为文明存续的威胁时，我们是否需要一种新的“风险伦理”？

或许，答案不在精算表，而在《礼运·大同篇》的愿景：“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。”——一种基于共同体责任的风险文化。

结语：在精算表之外，重建与不确定性的关系

我们回到开头的问题：风险是客观的吗？

是的，风雨雷电不因人而止。

但它“成为风险”，却是一个社会过程——需要认知的觉醒、价值的抉择、制度的回应。

保险，作为这一过程的核心机制，既伟大又有限。它用契约驯服了部分不确定性，却也可能让我们遗忘：人之为人，不仅在于规避风险，更在于面对无常时的尊严与勇气。

海德格尔说：“惟有在危险中，拯救之力才生长。”真正的风险管理，或许不是消灭所有风险，而是培养一种与不确定性共处的智慧——既不盲目恐惧，也不傲慢控制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每一次投保，都是一次微型的哲学抉择：

我愿意为什么样的生活付出代价？
我愿意为谁的未来承担责任？
当灾难来临，我希望自己是谁？

让我们在精算表之外，继续这场思辨。因为最终，我们如何理解风险，决定了我们如何度过此生。

参考文献（部分）

Beck, U. (1992). Risk Society: Towards a New Modernity. Sage.

Luhmann, N. (1993). Risk: A Sociological Theory. de Gruyter.

Gigerenzer, G. (2002). Reckoning with Risk: Learning to Live with Uncertainty. Penguin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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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礼记·礼运》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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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心想. (2015). 《走出乡土：对话费孝通〈乡土中国〉》.